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各種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兩朝跨越了600多年的時間，國家長期處于穩定狀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因而用于陵墓、寺廟、道觀建設的雕塑需求很多，現有大量的實物存世。明清兩代雕塑雖仍沿著古代傳統發展，但作品大多面貌單一，式樣多模仿前人或用固定模式，缺乏創造性和內在生命力。雕塑創作不復有漢唐時期的雄偉氣勢，而呈現衰微之勢。

皇家的儀衛性大型雕塑缺乏創造，逐漸走向定型。其中的陵墓雕刻與宗教雕塑，特別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產生的作品，規模大，材料貴重，制作精細，但大多缺乏創造性和生命力。宗教雕塑在缺少內在信仰的狀態下，顯現出缺乏創造性和生命力的程式化傾向，以平庸水平者占據大多數。儒、釋、道三教建筑并沒有減少，而是更加擴大了施工規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復雜化。自宋代，建筑上的裝飾逐漸出現了較多的彩繪，元代的建筑構件裝飾以木雕或磚雕為多，而這些方法在明清兩代達到高峰。但是與此同時，石窟藝術卻走向衰退和凋謝。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和市民文化的活躍，世俗性的案頭小件雕塑和附著于民居建筑、家具器物上的裝飾雕刻往往不受陳規限制，面貌各異，有著突出的成就，是明清時期雕塑藝術的一個亮點。

就總體藝術風格而言，明清時期的宗教雕塑作品多趨于程式化，世俗雕塑多趨于裝飾化和工藝化。

明清儀衛性雕塑

現存明清時代的儀衛性雕塑數量很多，其中不但包括陵墓石刻，還有一些宮殿或壇廟前的儀衛性雕塑。在宮殿、府第、廟宇及帝王、勛貴陵墓建筑中占有特定地位和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圓雕，是明清時期雕塑藝術的一個重要門類。這類儀衛性雕塑在全國各地的依存難以計數，以北京最為集中。

明清時期，封建君主專制的加強，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建筑技術進步，皇帝陵墓的興建規模空前壯麗。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南京紫金山），明成祖朱棣的長陵為中心的明十三陵（北京昌平天壽山麓），清東陵（河北遵化馬蘭峪），清西陵（河北易縣梁各莊西）等。

從這些帝陵中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藝術表達上有著豐富的經驗，比如寫實性與裝飾性的結合，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統一，整體感與細部刻畫的協調，造型結構與露天放置的永久性相適應，以及距離和不同角度的藝術效果的考慮等。但是與漢唐時期比較，這些雕刻缺乏生氣和力度，有些形象呆板僵直，頭頸、軀干四肢有拼湊之感。造型往往在局部精雕細琢，疏忽了大體積感和堅實厚重感，造成軟弱和瑣碎之流弊。

明清帝陵的興建給大型石雕藝術提供了契機，卻由于當時典章禮儀的規制，陳陳相因的布置格局，嚴重的制約了雕刻者的藝術創造性。明代的神道雕塑水平明顯高于清代，造型寫實，手法簡潔，但威嚴的氣勢盡失。在整個中國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經是尾聲了。隨著封建地主階級的沒落和封建制度行將衰亡，陵墓雕刻每況愈下，從而結束了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的發展歷程。

明孝陵

明十三陵

昭陵

墓俑

墓俑曾經在古代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喪葬習俗的變化，逐漸被“紙扎”所代替。自兩宋以后，用俑隨葬的現象逐漸稀少，藝術水平也日漸下降。

明代的墓俑雕塑主要制作材料為木或陶。木俑不易保存，所以后人發掘所得的木雕大多損朽，嚴重喪失其藝術價值。而陶塑的保存則比較完整，除非人為損壞，一般都能從中體察其原貌。河北省阜城縣嘉慶明墓比較有代表性，除陶質俑人外，還有體現墓主人生前生活場景居室、廚房等；另一處明時期墓俑，為西安五十年代所發現，其雕塑風格真實生動，反映了當時日常生活中的形象。明代的俑，尺寸較小，制作也不甚精細。但一般說來，人物姿態神情不失生動之處，各種人物的身份、職務等特征，也頗為鮮明。有些木雕俑，刀法準確利落，能發揮工具材料的特性并有一定藝術表現力。

清代流行以紙扎明器送葬，隨葬俑風光不再，所以盡管清代距今很近，但出土文物中卻少見墓俑。偶爾有一些例證能說明清代還保留了一些俑葬的現象，如廣東總兵吳六奇的墓葬里就發掘出雕塑精巧的陶俑，有男女仆人、官吏、樂手等。

宗教雕塑

佛教和道教在明清兩代仍為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并受到統治階級的支持。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對宗教信仰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宗教觀念進一步淡薄，佛教已遠沒有晉唐的盛況，加之造像藝術儀軌繁多，如《造像量度經》的刻板規定，在缺少內在信仰的前提下，宗教雕塑的風格走向公式化和概念化，缺乏生命活力。總體上流于呆板和僵化，藝術水平較前代明顯下降。

明清時期修建寺觀塑造神像的活動得到繼續，造像以泥塑最多，在清代鑄銅和木雕造像則有所增加。但大規模的石窟雕鑿已顯得十分稀少。雖然在敦煌等大型歷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藝術價值而言，已不能為雕塑史一提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促使遠離人群的石窟藝術為寺廟藝術所替代，尤其是私人祠堂的興起，幾乎使石窟開鑿在明、清兩代走向絕跡。

明代藝術特點明顯有追溯唐宋風格的痕跡，面貌大多缺乏新意，只有個別的寺觀雕塑還保持著較高水平。在名目繁多的寺廟里，供奉著各式各樣的神像，從題材到表現手法上日趨世俗化、民間化。山西是我國明代地表文物保存最多的省份，平遙雙林寺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

清代統治者信奉喇嘛教，在北京、承德兩地興建了不少喇嘛寺。地方的眾多寺院仍保持著漢傳佛教的傳統，羅漢像仍很盛行，但一些漢傳佛像收到了藏傳風格的影響。清代頒布了《造像量度經》，規范了造像制度，但使主創者失去了能動性。加之受到繪畫的影響，總體風格趨向纖細、概念、世俗。清代后期，中國受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而元氣已盡的封建統治者軟弱無能，終致 1840 年“******戰爭”的失敗。表現在宗教雕塑創作方面，主要以模仿、因襲為主，少有新的創造。一個時期的辦學之風，又使許多寺廟被毀掉雕像，改造成教室，只顧及一面而失去另一面，使大量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寺廟雕塑藝術慘遭毀滅。這一時期較具代表性的，有昆明筇竹寺，北京雍和宮佛教造像和承德避暑山莊造像。

平遙雙林寺彩塑

昆明筇竹寺彩塑

承德避暑山莊佛教造像

明清裝飾性、玩賞性雕塑

清代的城市工商業進一步走向繁榮，手工業技術得到很大發展，工藝性雕塑藝術得到了發展，體現了這一時代的精神特征。在明清時期的雕塑藝術領域里，宮廷設立專門機構，督促、組織生產，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屬鑄造等藝術門類都有一些優秀作品問世，并出現了我很多優秀的雕刻名家。尤其是以貴重原材料雕刻的小型作品，如象牙、翡翠、水晶、玉石等，受到了達官貴人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喜愛。這些雕塑大多更強調實用性與玩賞性功能，造型一般小巧玲瓏、精致剔透、精雕細鑿，缺乏大氣之作和大型之作，藝術上逐漸轉向個人化、內聚性的風格。

浙江東陽的木雕藝術興于明代，而清代的當地富豪們更是以細致的建筑裝飾引以夸耀，使木雕藝術得到巨大發展。廣東潮汕一帶的民間雕刻比較發達，其特點為復雜、層次多，而且喜歡在雕塑完成后漆油貼金。這種復雜的木雕形式也被運用到家具制作上，繁雜多變、瑣碎細膩，形成清式南方家具的一種風格。

瓷塑以福建德化、廣東佛山、江西景德鎮等窯址的作品為最好，其中德化窯出產的佛像精制、傳神，被海內外雕塑界所看重。

清代的石雕藝術也有其獨特風格，如壽山石雕、青田石雕、菊花石雕等。

民間廣泛流行的泥玩具也是雕塑藝術的一個分支，像“無錫惠山泥人”， “天津戲曲人物泥塑”、山西、山東一帶的“面塑”，都比較有代表性。再如天津“泥人張”世家，從清代起就已形成獨特的風格，根據市場需求，在技術上、產量上都不斷提高，一直延續至今。

這些與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市民群眾及知識階層有著較密切關系的各種小型的案頭陳設雕塑和工藝品裝飾雕刻，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代表著這一歷史時期雕塑藝術的新成就。 

建筑裝飾雕塑

明代建筑至今尚有許多得以留存，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以磚、石、木、陶等材料制成的裝飾雕刻構件。這種以裝飾為目的的雕刻藝術遍布全國各地，廣泛存在于宮殿、廟宇、祠堂、園林建筑以及民間住宅等建筑上。其雕刻內容依據建筑的功能不同而包括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動物植物以及幾何圖案、吉祥圖案等等，大多雕制精細、色彩亮麗。

清代的建筑由于地域不同，在建筑風格、建筑技術方面也有很大差別，其裝飾性的構件以石、磚、木為主，裝飾部位廣泛置于屋脊、房沿、墻體、門扇、窗隔、樑架、斗拱、欄桿、臺做等等地方，乾隆以后，建筑裝飾被大量使用，逐步走向繁瑣，與建筑的實際功能相分離。

雕塑家

木雕、竹雕方面自明代就人才輩出，代表人物為“嘉定三朱”，即朱鶴、朱小松、朱三松，祖孫三代的技藝在當時就很著名，清代更是涌現出一些名手，所雕刻的人物、花鳥等題材，無一不精。

清代得以留名的雕塑家較多，如昆明筇竹寺五百羅漢的作者黎廣修，供職于宮廷的竹雕家封錫祿、沈爾望、周顥等人。還有如天津“泥人張”一家。但大量默默無聞的民間雕塑藝人還是得不到社會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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